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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为人辩冤白谤

明朝万历年间曾任刑部侍郎的吕坤在《呻吟语》中写道：为人辨冤白谤是第一天理。身为刑辩律师，辩冤白谤正可谓职责所系，份内之事。

香港有位翁静晶律师，曾就冤狱产生的原因写过一个“冤狱方程式”：“不谙自身权利的当事人、急于结案立功的执法者、不尽责或不称职的律师、不用心聆听的法官、半睡半醒的陪审团。 再倒霉一点的当事人，可能还会碰上错漏翻译、不全面的科学鉴证、作假的污点证人……不能尽录。 上述的每一项「冤案」原料，排名不分先后。而且，当中任何一项，若以“重量级”姿态出现，亦可“独立地”促成一宗冤案。”大陆的司法制度与香港大有不同，但其冤狱背后似隐藏有相仿的发生机制，可互为参照——

如果严禁刑讯逼供，不食“毒树之果”；如果重视科学分析，不迷信“口供为王”；如果坚持“罪案有疑，利归被告”；如果没有“命案必破”、“限期破案”的指令；如果法庭“独立而无偏袒”；如果每案必有尽责称职的刑辩律师……那么，彻底杜绝冤狱即便犹属奢望，极大程度地减少冤狱却完全可以期待。

二、我反对

刑辩律师本为案外之人。律师为被告人辩护，实系被告人自身辩护权利之让渡。因律师为专业人士，可弥补被告法律知识及能力上的欠缺。法庭之上，法官端居正中，检察官为公诉之原告居右，律师以辩护人身份居左，被告人困于庭下。“偏听则暗，兼听则明”。刑事法庭上有了律师一席之地，法官始能兼听控辩诉求以接近案件真相，方有可能做出公正裁决。

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，强调庭审中对证人的反复诘问。为使法庭辩论更为公平，避免律师借向证人提问的机会误导陪审团，法律赋予相对方律师针对诱导性提问的反对权，一般用语为“I object,Your honor（我反对，法官大人）”。如果法官认为反对有效，则说“sustained（继续）”；认为反对无效，则说“overruled（驳回）”。有这么一个经典说法，一名律师在法庭上偶尔打瞌睡，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一定是“I object,Your honor”。宥于语境，中国刑辩律师自然不必效仿英美律师将“我反对”作为口头禅。但内心仍应时刻铭记， 刑辩律师作为先天的法庭异见人士，他们的职责就是在法庭上为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说“不”——他们并非“帮凶”，却必须为杀人者辩护；他们并非“狗头军师”，却必须为黑社会大佬辩护；他们并非“异议人士”，却必须为反对派辩护。

刑事诉讼较民事诉讼更为严格的证明标准，使刑辩律师有如蛟龙入海，有了施展说“不”才华的空间。刑辩律师是持放大镜的老学究，是握柳叶刀的解剖医师，他吹毛求疵，一心要在控方办案的程序和提交的证据里面找到“阿喀琉斯之踵”。他攻其一点，不及其余，有时四两以拨千斤，即可令控方丢盔弃甲、溃不成军。美国刑辩大师艾伦?德肖微茨领衔的“梦之队”，在 “辛普森杀妻案”中充分展示了高超的说“不”智慧，在刑事法庭上提出了合理怀疑，使得陪审团判决辛普森无罪。相反，因民事诉讼适用优势证明标准，辛普森最终难逃败诉的命运。

当刑辩律师在法庭上噤若寒蝉，法庭将不成其为法庭。刑辩律师可自由说“不”的时代，必是崇尚权利的时代。在这样的时代，法治的光芒将泽被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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